仲恺农工学校是诞生于大革命时期的纪念学校。由何香凝、林伯渠、谭平山等国共两党有识之士倡议建校，国民党中央议决并发起组织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领导建校，杨匏安、澎湃等多名中共党员参与筹建工作。何香凝无疑是学校筹建的最主要推动者。在筹建工作遭遇征地、经费等各方面难题时，她果断地推动易址建校、自筹开办费，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推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建校。
一、倡议建校
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1次会议讨论了何香凝与中共党员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以及当时的国民党左派陈公博、甘乃光、詹菊似、邓青阳、郭威白等人联署的提案，内容为：“于中山路旁拨空地一处，建筑仲恺纪念花园，其内附设农人工人学校案”。会议决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并组织仲恺纪念公园筹备委员会，除提案人外，另指定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伍朝枢、宋子文、邓泽如、李作荣、朱培德、蒋介石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10月11日，仲恺纪念公园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相关筹备工作。会议决定增列杨匏安、邓召荫、陈璧君等3人为筹备委员，将筹委会名称确定为“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为筹委会办事处，由沈春雨、郭威白、邓召荫、区觉孟、刘嘉彤担任干事。筹委会决定开展的工作超出了原提案的内容，除了筹建纪念公园暨纪念学校之外，还包括：（1）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在廖仲恺先生遇难处建筑石碑；（2）编撰刊印廖仲恺著作二种：一种是与政治、经济相关的著述，一种是诗词作品；（3）在廖仲恺行中山路筑路典礼处建筑纪念物。
由此可知，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是纪念公园暨纪念学校筹备工作的领导者，筹委会的上级组织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筹委名单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囊括在当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林伯渠、杨匏安等3位在国民党中任职最高的中共党员也名列其中。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实行以党领政的苏联式党政模式。“廖案”发生后，国民党右派政客因受嫌疑遭受重大打击，左派和中派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学校筹备工作理应进展顺利。然而，筹建工作遭遇种种困难，即便何香凝一直推动国民党中央通过相应决议化解难题，纪念公园和纪念学校的筹备工作仍一再遭受挫折。自1925年至1929年前后，各方几度准备兴工建筑仲恺纪念公园，最终仍未建成。但由于筹委会特别是何香凝想方设法、竭力推动，纪念学校还是在一年多时间内建成开学。
二、推动园校分设、易址建校
纪念公园及纪念学校最初选址中山路旁，具有特别的寓意。中山路是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由罢工工人兴工修筑的从东山通往黄埔港的公路。修筑中山路一方面是为了安置数十万罢工工人，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发展黄埔港，摆脱对香港转口贸易的依赖，谋求广东经济独立。廖仲恺全力支持省港大罢工，极力主张修筑中山路、开发黄埔港，曾亲自参加中山路筑路奠土礼。11月3日，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呈国民政府文写道：“中山路为廖公创辟，此路实有发展广东及谋全省经济独立之重大意义，故廖公之对于斯路有无限之希望及无限之经营”。
10月11日，筹委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关于仲恺先生公园地址，函省政府、市政府、徐苏中、宋子文、李作荣将粤汉及广九线路地图查核，然后计划建筑”。经过调查，筹委会在东山中山路、广九铁路附近找到一处合适的建校地点。11月3日，筹委会呈请国民政府划拨东山附近广九铁路局管辖的一段公地，并由政府收购部分附近私人拥有的几块土地，作为建设纪念公园和纪念学校的选址。11月5日，国民政府批示照呈请办理，6日令广东省政府转饬建设厅拨地，并令“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厅合力筹款以为建筑及设立农工学校之用”。
但是，公地划拨遭到港英当局乃至英国驻华使领馆的阻挠。广九铁路是清政府借外债与港英政府共同投资修建的铁路。1907年3月7日，清政府邮传部、外务部与中英公司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英广九铁路借款合同》。其中第七款规定：铁路沿线测绘线内土地由铁路局禀请两广总督照价购买，“由借款项下支给”，地亩单和地契交香港中英公司代理人作为贷款抵押物，“未经总督备文允准则其地基无论如何一概不得租批或售卖”。因此，沿线测绘线内路段名义上为公有，实际上受香港中英公司钳制。
广东省建设厅饬令广九铁路局长李承翼遵照国民政府令划拨土地后，“一月之久仍未见该局长奉行，经告筹办委员面催，该路局长李承翼始谓该路段一时不能照拨，其理由大意以该段日前经北京交通部抵押与英人，故不能照拨”。12月23日，李承翼呈复建设厅称，其与广九路代总工师石托勒敦面商，被对方以中英公司借款合同第七款为词拒绝，李建议“照本路批租章程变通办理，从轻议租，作为借用，以成美举，而他日铁路确有需用时然后取回”。以租地方式建纪念公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更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把学校建在公园内。广九路公地征用与外交、南北关系相关联，国民政府此后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征用该地块。
在国民政府指令广东省政府拨地几天后，11月11日，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又以“农业种桑须赖水利，故不能并设园内”为由，呈请国民政府另拨“河南士敏土厂东南角围田潮田及旷地约三顷余”，用来“设立农校及农业试验场”。该地段为广东士敏土厂所有，士敏土厂归财政厅管辖。11月16日，国民政府批准筹委会的呈请，指令广东省政府饬令财政厅拨地。筹委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最初的方案，即在纪念公园内设立纪念学校来选址的。但是，国民政府批准筹委会自身提出的中山路选址没几天，筹委会就呈请另外择地建校，个中原因恐怕未必完全是给国民政府呈文中表述的理由，即：“农业种桑须赖水利，故不能并设园内”。更大的可能是，何香凝和筹委会得到消息，认为中山路选址征地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因此果断改变学校选址。
与广九路段公地不同，划拨士敏土厂地段在法律层面不存在障碍。然而，财政部长兼财政厅长，同时也是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的宋子文，并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指令拨地，反而迅速致函何香凝，建议将丰宁路侧上半段一块面积140余井（约2.33亩）的公地拨作建筑仲恺纪念公园。何香凝与筹备委员商量后复函宋子文，表示仍应将纪念公园建在东山地段，但如果政府不需要使用丰宁路地块，则请拨作建设仲恺纪念工人学校。宋子文随即于11月30日呈请国民政府将丰宁地块拨建工人学校。12月3日，国民政府批复同意宋子文的呈文。1926年1月初，广州市政委员会将丰宁路地块拨作仲恺工人学校建设用地。
宋子文之所以主动提出上述建议，考虑的是财源问题。士敏土厂拟用校址占地较广，该处农田原由商人美利公司向士敏土厂承租，又由该公司分租与巨生园种植农作物，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来源。丰宁路段地块则没有财政价值，宋子文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里直接表明，古应芬任财政部长时曾估定底价每井250元，派人在总商会拍卖该地块，但无人应标。宋子文的本意是以拨用丰宁路地块，来换取何香凝放弃中山路公园选址及士敏土厂纪念学校选址，既可保住士敏土厂土地出租收入，又不必另外筹钱购买东山拟用选址。讵料，何香凝和筹委会趁机建议：“如政府不需用该地，敢乞指拨为仲恺纪念工人学校地址”。与此同时仍坚持东山路段纪念公园选址，且并未放弃士敏土厂纪念学校选址。丰宁路地块拨交后，筹委会并未在该处筹建纪念学校。士敏土厂选址遭主管机关财政厅有意延搁，直到1926年春才划拨“河南石涌口士敏土厂后农田及厂东沙地一段，共二百余亩”为校址，且拨交时“田面大部分已栽植农作物”。显然，此前并没有做拨交土地用作纪念学校校址的准备。
三、参加领导建校
1、推动组织建校办事机构
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多为党政要员，无法具体领导纪念学校筹建工作。为此，筹委会推举专门人员从事纪念学校筹备工作。1925年12月18日，筹委会第4次会议推举陈公博、马洪焕、邓植仪、伍大光、何品良、廖梦醒、沈春雨、区觉孟、刘嘉彤、彭湃、冯菊坡、罗绮园、杨匏安为仲恺农工学校筹备专员。
筹备专员组成极具代表性，大致可以分成几类：（1）教育机关代表。如：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国立广东大学代校长，192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按：国民政府教育部前身）成立后兼任委员；马洪焕当时在广东省教育厅任职；伍大光任广州市教育局长。（2）农工团体代表。如：中共党员彭湃、冯菊坡、罗绮园、杨匏安等为广东农工运动领导人，且都具有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的经验。（3）农学专家、农业教育专家。如：邓植仪为留美归国农学专家，当时任国立广东大学农科学院院长；何品良是日本帝国大学农科毕业生。日本东京农业大学毕业生、原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陈颂硕，后来也参加了筹备工作。（4）一些党务机关、团体和个人代表，如廖梦醒、沈春雨、区觉孟、刘嘉彤等。
除上述诸人外，还有其他一些人员陆续加入筹备工作。当然，实际负责领导筹建工作的是何香凝。1926年12月何香凝随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以前，何香凝亲自主持学校筹建工作。北上前夕，她委托民政厅长陈树人、教育厅长许崇清等领导筹建工作，筹委会推举许崇清担任仲恺农工学校筹备主任，重大事项仍致电请示何香凝决定或办理。
2、决定自筹经费兴建校舍
校址拨地后，经费成为制约学校筹建的最大难题。1925年10月11日，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时，议决发起捐款以举办各项工作。11月30日，在廖仲恺牺牲百日纪念大会上，筹委会发布号召为建筑纪念公园及农工学校捐款的文告，何香凝发表演说介绍筹建公园及学校的缘由，现场发出捐册由与会人员领取募捐，募捐活动由此展开。然而，开办经费和学校建成后的办学经费为数巨大，不可能依靠募捐解决。学校开工前夕，经筹委会呈请，1926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仲恺农工学校经费交国民政府担任，并令教育厅拟具预算”。26日，国民政府常委委员会议决交教育行政委员会办理。由此，以政令方式明确仲恺农工学校由国民政府拨款开办和维持。
学校开办在即，国民政府的上述决议却迟迟未能落实。为了尽快解决开办经费，3月27日，何香凝、陈树人在国民政府与宋子文几乎产生争执。谭延闿在日记中记载：“既而宋子文、廖夫人至，为款事几争辩，及诸人与廖夫人、陈树人作深谈，七时乃出。”此次冲突后，筹委会作出一定让步，主动承担了大部分开办费用，国民政府有关方面则加快推进经费编制工作。4月2日，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呈文国民政府请示筹拨纪念学校经费办法表示：“开办经费，除校舍建筑费由本会自筹外，其余学校仪器、家私费及经常费统请政府拨给”。何香凝同时致函催促国民政府加快办理该案。国民政府以特事特办的方式，先由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议批准筹委会的呈请，令财政厅照拨经费，事后再报告大会追认。
事后来看，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作出自筹经费修建校舍的决定意义重大。在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极大缩短了筹建时间，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仲恺农工学校得以办成的关键因素之一。本应由国民政府承担的开办费迟迟不拨，直到仲恺农工学校开学前一个月，经何香凝催促才落实。1927年2月1日，广东省政府奉国民政府命令，指令财政厅长宋子文拨交仲恺农工学校开办费2.24万元。何香凝也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转达国民政府指令，要求财政部于2月10日以前拨银2万元为仲恺农工学校开办费，交许崇清、陈树人暂为保管。随后，广东财政厅才终于拨交开办费2万元。（按：据何品良《廖仲凯纪念学校筹备之经过》有关表述，当时广东大洋与毫银的兑换比约为1.16，上述电文中2.26万元、2万元应该分别对应的是毫银、大洋。）
廖仲恺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支持工农运动，在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筹建仲恺纪念公园暨纪念学校的消息传出后，得到社会各界和海外华侨的踊跃捐助。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议决，省港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每人捐津贴10天，各部职员每人捐津贴1天，罢工工人每人捐1角，代表大会代表每人捐津贴1期。罢工工人在自身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仍热心捐助，于1926年4月完成募捐，积少成多，募集几千元捐款。远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捐款1千元交徐谦带来广州。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捐款3万元，国民政府拨交梅光培报效金5万元。总共收到海内外捐款11万余元，以2万元用来建筑纪念公园，剩下9万多元用来建设仲恺农工学校。
4月中旬，收到2.2万元捐款后，开始着手校园规划建设。“拟请著名工程师测量地段，及建筑校舍、礼堂、纪念碑，首先筹划铸碑方式及工程”，并初定于1927年春招生开学。8月间，清理部分土地后，开始动工建筑学生宿舍、测候台、教室、理化实验室及厨房、浴室、膳堂等校舍。到1927年2月，已建成主体建筑3座，基本具备办学条件。
3、催促落实经常费拨款
学校经费虽明确由国民政府承担，但财政部以各种理由无限期拖延拨交。1926年4月13日，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了教育厅拟订的《仲恺农工纪念学校十五年每月分经常费支付预算书》。27日，国民政府令财政部长宋子文照拨经费。1926年5月10日呈复国民政府表示：“该校经常支付之款，拟俟丝业银行成立后即予设法移拨补助开办”。开办丝业银行遥遥无期，这一方案无异于画饼充饥。
截至1926年9月，学校未收到任何一笔财政拨款，筹委会只得主动出谋划策，寻找经常费的资金来源。9月29日，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呈文国民政府无奈地表示：“惟关于经常费尚无的款维持，日前虽蒙钧府令财政部拨给，然值此国家多事之秋，财库未裕，深恐未能照拨”。筹委会表达对“财政部复呈动以库储支绌为词”的不满，代财政部筹措经费来源，呈请国民政府令实业厅征收土丝输出特许证费时附加二成，以一成拨作仲恺农工学校经费。10月23日，国民政府令广东省政府照上述方案执行。但是，11月11日广东省政府呈复国民政府称：“查此项特许证费已撤销，能否照办，议决行财政厅核复再夺”。上述方案事实上又被搁置。
1926年12月离粤北上后，何香凝不断推动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落实仲恺农工学校经常费。1927年2月，何香凝在南昌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案，责成承办广东省河土丝厘厂的侨兴公司征收厘金时，照缴饷额加二附征带收，拨作仲恺农工学校每年的办学费用。中央政治会议第59次会议议决，令广东省政府照办，并特意强调：“此案未成立以前，由财部照前案拨付”（按：指1926年10月23日国民政府令确定的经常费数额）。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致电广东省政府照办。23日，广东省政府令财政厅长孔祥熙照办，并咨财政部查照办理。当时，在南昌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与在武汉由国民党左派主导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处于分立状态。广东省财政厅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指令咨财政部后，未得到及时回复。为确保万无一失，3月13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3次全体会议上，何香凝提请大会追认上述经费案，获准通过。3月14日，广东省政府函复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称：“现准财政部咨复：照案办理，按月拨给，俾资应付”。同日，广东省政府函知仲恺农工学校，获财政部咨复，将遵照政治会议电按月拨给经费。
然而，即便如此，政令落地也绝非水到渠成。除了财政方面的原因外，政治因素是制约学校经费落地更重要的原因。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反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5日，广东方面采取同样的举动。作为一名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何香凝公开谴责蒋介石等人倒行逆施，与他们划清界限。4月19日，何香凝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呈请辞去广州政治分会及广东省政府委员职，并请求设法维持仲恺农工学校经费。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议决准予何香凝辞职，令国民政府按期照拨仲恺农工学校经费。随后，何香凝又公开致电广东方面辞职。广东省政府虽复电何香凝表示“农工学校定与维持”，但事实证明沦为空话。
国民党“宁汉合流”后，何香凝一度重返广州。1927年11月18日，何香凝在广州政治分会提出维持仲恺学校案，议决：“由财政厅暂行拨交附加土丝之半数”。当月，广东财政厅才函知仲恺农工学校：省河土丝厘金附征案未成立前，“暂以大洋八万元为标准先拨半数，由厅先行支付”。学校招生开学后仅按1926年4月拟制的预算领取经常费，至此才折半增领。
4、推荐确定校务负责人
1926年12月1日，何香凝离粤北上前夕，召开了仲恺农工学校第10次筹备会议，讨论了招生事宜。推选许崇清、何品良、陈颂硕、黄泽普审查招生简章，制定实习生履历表。1927年春，许崇清、陈树人召集筹备会议，决定开学时间及学校管理相关事宜。1月21日，仲恺农工学校开始发布招生公告，“招考蚕桑本科及实科男女新生”，定3月1日开课。2月22日，选录蚕桑科实习生。27日，考试录取蚕桑科学生。
学校正式开课后，仲恺农工学校筹备小组的使命将告结束。开学前夕，为了确定学校组织架构和管理人员，2月20日，何香凝将《仲恺农工学校章程》呈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呈请决定学校管理采取“委员制抑校长制”。同时，推荐委任何品良为校内临时主任，由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原校长廖冰筠为女生部临时监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1次会议决定：“临时人选照原议通过，用委员制抑校长制交青年部审查”。2月28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函复中央秘书处称：“经审查，暂以采用校长制为宜”。但是，此后国民党中央并未讨论任命校长事宜，学校开学后由何品良以临时校务主任身份负责，直到1927年冬才正式确立校长制。1927年10月底至11月下旬，何香凝重返广州，召集在粤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举行会议，推举定校董、组织校董会，并公推何香凝为校长、何品良为副校长。何香凝未及就职就离粤赴沪，何品良以代校长身份主持校务。
四、致力于破解发展经费难题
大革命时期，仲恺农工学校既不受教育行政委员会（教育部）直辖，在国民党中央也无对口指导部门。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是因特定事务组织的专门办事组织，也不可能作为长期指导办学的机构。因校务最高决策权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应视为极为特别的党立学校个例。
因为没有对口管理部门，对学校的筹建、发展造成严重制约。学校筹建的实际推动者，只能是筹备委员、筹备专员中一些热心且能够担负实际责任的人士，而其中的核心人物自然是何香凝。当时正值中国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政局变幻，人事变动频频，重大政治议题繁多，如果不是何香凝执著推动，筹建仲恺农工学校相关事项甚至难以列入国民党中央议题。何香凝几次以须办理仲恺农工学校事务为由，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辞去党务要职或减少党务工作。1926年10月，她致函国民党中央暨各省联席会议，称仲恺农工学校“建筑工程不久完竣，行将开学”，拟“每日除在妇女部办公之外，抽少数时间以办理该校一切进行事宜”，呈请辞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1927年3月，何香凝向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呈请辞去中央妇女部长，未获批准后致函称：“党中工作尽有努力同志负担，学校事非自行负些少责任不可”，呈请核准“于一年内以六个月在中央妇女部工作，以六个月办理仲恺纪念学校事务”。其后，又致函国民党中央要求给予明确答复。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人物，国民党中央自然不可能应允其请求。她明知不能实现而多次提出，意在唤起国民党中央对于仲恺农工学校有关事项的重视。
学校创办初，财政拨款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据何品良称：办学初期教职工按学期聘任，在每学期末订发下一学期聘书，因“频年政局骚动，库发经费能否绝无停顿变易，未能确保”。大革命失败后，何香凝与国民党中央逐渐分道扬镳，仲恺农工学校的发展更加受到制约。经常费自1927年11月增加后，经费再未调增。因此，筹措发展资金的重任主要落在了何香凝身上。她利用各种机会呼吁各方支持仲恺农工学校，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赴南洋多地举办书画展览会筹款。
何香凝最迟从1928年10月前后开始酝酿经南洋前往欧洲，到1929年9月正式启程，前后历经近一年时间。何香凝之所以离开中国，原因颇为复杂。但从1929年1月起，她对媒体公开宣称的理由就是：“为广州仲恺纪念蚕桑学校，行将出洋游历，向各方筹募款项，以作该校扩充之用”。何香凝在社会中乃至于在政界仍具有一定影响力，每年8月20日更是全国各地都要举行纪念活动的廖仲恺牺牲纪念日。何香凝卖画筹款办学的消息在之后几个月频频见诸媒体，形成了具有一定冲击力的舆论话题。这种舆论的营造或许是有意而为之，意在对当局施加舆论压力，解决仲恺农工学校身份未定的问题。因为何香凝从一开始预定的画展举办地就是“外洋”或“欧美”，从画展营销角度来说无需在国内宣传。书画家作品征集也是私下进行，本也无需借助媒体广而告之。
当局也的确作出回应，向仲恺农工学校捐助了部分经费。如：1929年8月6日，江苏省政府会议议决补助仲恺农工学校经费四千元。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也以高价购买何香凝画作的方式（按：在菲律宾举办画展时“每幅定价以百元起至三千元不等”），由国军编遣委员会中央第一编遣区经理分处拨付仲恺农工学校捐款2万元。
通过梳理仲恺农工学校创办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何香凝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她持续不懈的推动，仲恺农工学校才能克服重重障碍最终建成。如果不是由于她的执着和努力，不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建校。考虑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剧变，即开学后不久大革命就宣告失败，甚至可以想象仲恺农工学校最终可能无法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