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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作者:蒙光励  


1924年5月9日,廖仲恺被孙中山委任为黄埔军校国民党代表,11月11日又被委任为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这是党代表廖仲恺。

1924年,廖仲恺、何香凝应邀参加张民达、邓淑贤的婚礼。图中左四为叶剑英、左六为何香凝、左七为邓淑贤、左八为张民达、左十为廖仲恺。

1982年8月30日,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隆重揭幕。王震揭幕,廖承志发表演说。

1984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前排左二)在北京寓所接见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副馆长蒙光励(前排左一)一行,听取工作汇报。前排右一是廖仲恺的长孙、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

1987年4月23日,广东省各界纪念廖仲恺诞辰110周年大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专程来校参加大会。

1987年4月23日,廖仲恺先生铜像落成典礼现场。

1982年6月15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为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题字。下图为纪念馆外观。


坐落在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校园中的廖仲恺先生纪念碑。

廖仲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朋友。在他的晚年,他与早期的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亲密无间,为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们深深地缅怀这位为振兴中华而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伟大革命家!

作为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廖仲恺,他对共产党人坦诚相见,愉快地合作共事,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首先,他那救国救民的思想与共产党人建党的初心是一致的。廖仲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的旧金山,目睹帝国主义者对华人的欺凌和歧视,在父亲廖竹宾的思想熏陶下,从小就萌发反帝爱国的思想,16岁时,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1897年10月,经媒人介绍,他和香港大地产商何炳桓的女儿何香凝在广州结婚。当时,因为没有住处,只好在哥哥廖恩焘住房的屋顶晒台上搭了间小屋居住,这间房子矮小简陋,然而白天可以读书,夜晚可以欣赏清净明澈的月色,他们命名为“双清楼”,(笔者注:该住宅在今广州市海珠区龙溪新街42号。)取的是“人月双清”之意。以后数十年,居处屡迁,他们都把自己的室名称为“双清楼”。廖仲恺还把自己的诗词集题为《双清词草》,何香凝作画也自署“双清楼主”。他们婚后感情甚笃,婚姻是十分幸福美满的。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时常在廖仲恺的耳边迴荡。忧国忧民的他,看到清朝的腐朽统治,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常常唉声长叹。有一天,他沉痛地对何香凝说:“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结交革命贤豪,共图大业,惟学费无着,奈何?”何香凝听后安慰他说:“你尽管放心,我可把我的奁饰变卖助你成行。”于是,她毅然将陪嫁的珍珠、宝石、翡翠、金银头饰和部分家私变卖,共拿出3000元,作为夫妇两人东渡的盘缠和留学的学费,1903年1月,廖仲恺先行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高等预科读书。同年4月,何香凝也到了东京,开始了他们留学日本的生涯。

1903年8、9月间,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多次会见孙中山,并接受孙中山“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的重托,为中国盟会的成立贡献甚多。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宣布成立“中国同盟会”,8月7日,何香凝加入同盟会,9月1日,由黎仲实、何香凝介绍,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廖仲恺与胡汉民一起,加入同盟会。是月,廖仲恺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总部的外务部副部长,后又兼任会计长。以后曾一度被指定为天津主盟人,从此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骨干之一,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更加积极地投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同盟会成立之后,廖仲恺积极参与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它的机关报《民报》于1905年11月26日创刊。在此后几年内,廖仲恺先后在《民报》上发表论文和译作9篇,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是同盟会土地纲领的积极宣传者,对享利·乔治的名作《进步与贫困》一书非常崇拜,这部著作使廖仲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文明进步未能给广大劳动者带来自由和幸福,反而带来赤贫与奴隶制状态产生了极深的印象。他的译作有时用“屠富”的笔名发表,所谓“屠富”者,即是消灭“豪富”阶级之意,充分表达了他对贫富不均现状的强烈抗议。同时也表明他对当时已经在日本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的行动,他还把译作中劳苦大众译作“细民”,强烈地反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廖仲恺对经济理论的探索,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揭开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多次提到“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我党不忘初心的体现。显而易见,廖仲恺爱国救民的思想,他对贫富不均的强烈愤懑,与我党的建党初心是基本一致的。诚然,廖仲恺所讲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廖仲恺发动工农群众投身革命,也与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的决策,在认识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在共产党人看来,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贫苦农民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起来闹革命。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满腔热情地赞扬农民起来打倒地主、土豪劣绅的行动,就是好得很!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充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工农起来闹革命的观点。在廖仲恺看来,只有发动工农参加革命,国民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他正确地指出:“国民的大多数是农民,国民革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农民是否了解与参加革命。”正是因为廖仲恺有这样正确的认知,他才能成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热情拥护者和坚决捍卫者。

廖仲恺晚年的最大贡献,就是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这也是他与早期共产党人十分友好的充分展现。孙中山在革命屡遭挫败之后,他痛切地感到国民党必须改造,否则它就会在堕落中死亡。孙中山要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便给国民党增加新的血液,在国民党的元老中,反对的人很多,他们资格老,其中有些人与孙中山关系的渊源也比较深,惟有廖仲恺、何香凝和宋庆龄等少数人赞成。鉴于这种情况,孙中山就把改组国民党的重担交给廖仲恺。从1923年10月之后,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负责研究讨论政组的具体问题。在筹备阶段,他亲自主持会议28次,议决案400余件,成效甚大。广州市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在廖仲恺的大力支持下,广州地区的共产党员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周文雍等22人,分别当选为各区党部或区分部委员。经过紧张的准备,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隆重召开。到会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3名,参加了这次盛会。值得特别一提的是,1924年1月28日上午,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按照国民党右派们的预谋提出:“本党党员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主张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接着,国民党右派分子江伟藩、李希莲、黄季陆等人也先后发言,支持方瑞麟的提案。如果这个提案得以通过,国共合作必然落空,在此极其严峻时刻,廖仲恺挺身而出,他旗帜鲜明地说:“我坚决反对把限制其他政党党员加入我党这一条列入党章。”他情绪激昂地继续说道:“我们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不是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是不是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这次共产党人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思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功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在廖仲恺等人的努力下,结果,允许共产党人跨党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获得了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如愿以偿得以实现,所以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中山大学教授,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顾问陈锡祺称“廖仲恺是协助孙中山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第一功臣”,这是十分正确的。

廖仲恺十分信任共产党人,也最重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的一中全会上,原定廖仲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但廖仲恺主张由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并建议共产党人林袓涵任农民部部长。杨匏安、冯菊坡、彭湃等共产党人也分别在组织、工人、农民部任秘书,在具体工作中负实际责任。由此可以看出,廖仲恺对共产党人高度信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

廖仲恺不仅从理论上阐明发动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重要性,而且在行动上也是真诚地实践“扶助农工”政策的执行者。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由中共党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就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委员等多项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但他仍然接受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的职务,千方百计解决从香港返穗的罢工工人食宿等问题,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指出“这次罢工的目的,是为国家谋自由与独立,争国家的地位,争民族的人格,不是经济的斗争,要求工资的斗争”,“所以诸君此次奋斗,比倒清、倒袁、倒段、倒曹、倒吴什么都大。”省港大罢工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与廖仲恺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对于农民运动,廖仲恺也是十分积极支持的。他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设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农讲所”开学了,他亲自到该校作了《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的讲演,深受学员们的欢迎。他还亲自到香山县等地,号召农民们组织农民协会,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在他的倡导下,从1924年初至1925年4月,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拥有21万名会员,并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市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刘少奇称赞廖仲恺“是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一个人”,这是十分正确的。

廖夫人何香凝在1961年所写的《我的回忆》一文中,深情地回忆廖仲恺时写道:“当时在广东或到过广东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李大钊,彭湃,苏兆征,杨匏安,周恩来,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章,聂荣臻,萧楚女,熊雄,熊锐等,仲恺始终和他们真诚合作。谭平山当时也是中共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仲恺关系是很密切的。中国共产党对农工部开展工作,他是给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的。”廖夫人的回忆是十分符合历史事实的。

正因为廖仲恺与早期共产党人的真诚合作,遭到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极端仇视,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说,廖仲恺已参加了共产党,广州革命政府将实行共产主义等,欲除之而后快,反动派磨刀霍霍。1925年8月20日早晨,廖仲恺和何香凝驱车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106次会议(笔者注:该党部地址在今广州市越秀南路93号,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9时50分,当他们抵达党部时,突然枪声大作,廖仲恺倒在血泊中,有五六个凶手从会馆楼梯底下的石柱后窜出来,纷纷逃走。廖仲恺身中四弹,俱中要害,当场仰面倒地,不能作声。何香凝立即扶他上车,送往东门外百子路公医院抢救。廖仲恺因伤及要害,途中即与世长辞,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壮烈殉国,终年仅48岁。廖仲恺遇刺后,周恩来悲痛撰文,指出廖仲恺一生革命为党,牺牲为国,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继承者,在革命斗争中“勇往直前,凌厉无比”,高度评价廖仲恺为国为民而英勇奋斗的一生。

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廖仲恺为振兴中华所建树的历史功勋。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8月20日,在廖仲恺忌辰3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举行纪念大会,缅怀他的革命业绩。1982年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上书中央,为了更好地纪念廖仲恺,在广州设立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由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准,经过广东省副省长杨康华为组长的筹建领导小组紧张的筹备,纪念馆于何香凝忌辰10周年时在广州隆重揭幕。王震副总理、廖承志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等人前来参加庆典。次日,《人民日报》以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个消息。1984年初,王震同志上书中央,为了更好地纪念廖仲恺,建议把“广东省仲恺农业学校”升格为本科高等院校。1983年6月10日,廖承志同志在北京病逝,王震同志又上书中宣部,要求纪念馆修改陈列,增加表现廖承志同志革命事迹的内容。笔者于1984年4月5日,在廖仲恺长孙,时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廖晖的陪同下,前往王震副总理家中向他汇报修改的陈列提纲,得到了他的赞许。汇报完之后,王震同志亲自写信交给笔者,到中央农牧渔业部找何康部长,催办我校升格之事。同年8月,国家教委与中央农牧渔业部联合下文,批准把我校升格为本科高等院校,从而揭开了我校校史的新篇章。1987年4月23日,广东省各界在我校召开廖仲恺先生诞辰110周年暨我校校庆60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同志专程从北京前来参加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同时,由广州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曹崇恩教授雕塑的廖仲恺铜像也在校园里揭幕。该铜像由我国新时期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题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廖仲恺先生像”,也是在当天,经过上级批准,我校成立了高规格的董事会,由王震同志担任名誉董事长,时任省长叶选平担任董事长,港澳名流霍英东、马万祺等担任副董事长或董事。所有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这所纪念学校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1988年3月,80岁高龄的王震将军升任国家副主席之后,在他生命的最后5年,几乎每年都要来广东过冬。他每次来,不管是住在省委珠岛宾馆,还是在珠海市,他都要召见我校的领导,听取工作汇报。他谆谆嘱咐:“要教育学生爱国、爱农、爱劳动,要发扬廖何两位老人革命、爱国主义精神!”他还对当时担任我校党委书记的刘良荣同志说:“其它事情我可以少管,但你们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的事我要管到底!”这温暖的话语,饱含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廖仲恺何香凝的景仰之情!

在今年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同志亲临我校瞻仰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并进行视察,了解学校发展情况,真是关怀备至,期望殷殷!

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当年廖仲恺所追求的理想已经变成现实,并且大大地超过了。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廖仲恺亦当含笑九泉了。

廖仲恺与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合作,配合默契,风雨同舟,他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已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名垂青史,千古流芳!

(本文作者系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前馆长,副研究员。)

作者注:本文主要参考文献为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陈福霖、余炎光编著《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尚明轩著《廖仲恺》,团结出版社2011年版。)

(本版图片由纪念馆提供)